老三届 | 秦维洁：沧海桑田曾经的我，没有虚度这一生

作者简历

秦维洁，1947年出生。北京市丰盛中学六六届高中毕业生。1966年11月上山下乡，到大同华北农垦兵团。1969年2月转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5团1连、副业连。1972年3月调15团学校任教。1979年7月病退回北京。做过两年临时工，街头卖过大碗茶、做过塑料铅笔盒……1981年分配到西城区百货公司工作，先后做幼儿园保育员、副园长，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，地安门商场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。2000年因病提前退休。

原题

沧海桑田曾经的我

作者：秦维洁

光阴荏苒，岁月如梭。对我来说，上山下乡至今已52年过去。现在自己年满70岁，已步入老年人队伍。一生的坎坷，几十年的劳碌。一提笔，千头万绪不知该从何说起。人生旅途中的苦涩与伤痛，艰辛与挣扎，那真是一段铭刻在心、不堪回首的过去。

因为我的经历要超过同龄的一般人，所以，当年一起在团部学校任教的龚玉老师，曾在1980年代初找到我，想以我作为主人公写一本书，被我婉言谢绝了。只因为我们经历过的伤痛，实在不愿再去触碰它。加之刚回北京不久，生活的压力和环境的艰难，使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回忆。

我的一些经历，甚至连我的孩子们都不十分了解。这次提笔，也算告诉孩子们：他们的妈妈是怎样走到今天的。

1、不堪回首的往事，也有的令人后怕

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，我正要高中毕业、准备高考。记得已经到人民医院全面检查身体，正准备填写高考志愿了。突如其来的运动，使年轻幼稚的我不知所措。

从小学就当大队长，初中当班学习委员，高中当班长，高一入了团，在同学中威信很高的我，突然被冷落，只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。一向爱唱歌、被同学老师称作“金嗓子”、经常领唱的我“靠边站”了。

我初尝人格自尊自信的精神摧残与苦涩，那是我这辈子最黑暗的岁月之一。我脆弱的心灵，曾暗下决心，以后不再当干部，也不再唱歌了！

大串联开始，班上出身不好的，都被拒之门外，并安排去农村劳动。正在这时，华北农垦兵团到北京招兵团战士。我们丰盛中学西边不远就是街道办事处。我和两个同学，三个人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迁移户口到了大同，成为解放军领导下的兵团战士。那时真有一种彻底解放的感觉，当然更是因为从此不再被歧视、不再受压抑了。

但是好景不长。

1966年底，北京的各个学校里搞复课闹革命，我们班同学得知我们仨参加了兵团，全班联名写信，让我们迅速回校，参加国家统一分配，并认为我们擅自离校、自己找工作是不对的。有的同学还找到家里，让家长动员我们返京。

我们三人中一个人的母亲，专程从北京来到大同说服我们，后来这个同学就借着送母亲的名义，回到北京就没再回来。这样，只剩下我俩就慌了神，加上在京同学的催促，我们俩也决心尽快离开大同，返回北京。

那时只有十八九岁的我俩，半夜三更从连队出走，因为白天是肯定走不成的，之前已经有一个跑回北京不回来了。所以，我们不敢从连队正面走，怕被人发现，只好从厕所墙边的一个洞爬出去。正是隆冬季节，我们穿着大棉裤，淌过玉河到对岸，爬上山坡，来到孤山火车站。

那是一个很小的货站，只有经停的货车。站里值守的老大爷，见我们两个小姑娘满身泥水，头发上沾着枯草和树枝，棉裤湿了大半截，很是同情。招呼我们在大火炉旁取暖，顺便把棉裤烤一烤。记得湿漉漉的棉裤在烧得通红的火炉前直冒热气。我们说要回北京，老大爷就说，一会儿有一趟拉煤的火车路过，你们搭乘可以先到大同。

果然没多久，车来了，我俩爬上货车，向大同出发！可是货车不能进大同市，快到的时候车就停了。我俩下了车，不远处有一座高架桥，有解放军战士荷枪守卫，我们走过去被询问。可能见我俩是小姑娘，不像是搞破坏的“阶级敌人”，就放我们过去了。天亮了，我们来到大同火车站，才乘上火车，回到北京。

没想到，同学把我们招回来了，回到学校本是要参加国家统一分配的，可实际却满不是那么回事。我们去找学校领导，回答说：你们的户口都不在北京了，学校就不再负责你们的分配了。于是，相当长的时间，我们始终处在进退两难的地步。在这里，你已经没有户口，不给你分配；在那里，你成了逃兵，若回去就得挨批挨斗。记得我原来头发又黑又密，那时由于思虑过度，头发大把大把地掉，当时真担心自己变成了秃子。

1968年秋季，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我们几个人无奈地回到了大同。也许是上边理解我们毕竟是在校学生，而他们当时本应该招收的是社会青年，我们擅自跑回学校也情有可原吧！所以我们并没有挨整挨斗 ,不安的心终于放下了。

1969年初，我们华北农垦兵团归入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。2月6日，大同兵团一行人，包了火车车皮来到白茫茫一片盐碱地、黄土刮得天昏地暗、一个个满脸满身都是黄土、几乎认不出模样的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五原县。面对此情此景，不少战友都哭了。

由于内蒙古的气候比大同更冷一些，我们带的被褥都不够暖，所以只要有人回北京，每个人都会帮战友从家里带被褥、棉衣等等。记得有一年，我为几个战友带行李，加上自己的，一共有6件。那时候出门还不兴带行李箱，都是用手提包。我两只手，一左一右各提一个手提包，还有4件被褥，只能用绳子捆好，往肩上一搭，前一个后一个。

到了刘召火车站，一下车，一列长长的货车挡在面前，左看，望不到头，右看，见不到尾。我见有一些人从火车车轮的空隙爬过去，我也就不假思索，先把行李放下，一件件地从空隙推过去，最后人再往过爬。由于行李多、动作慢，我人刚刚过去也就几秒钟工夫，火车“咣当”一声启动了，我惊出一身冷汗。这次经历，很快就通过家信和母亲说了。那时太年轻，也不懂这么做了会让家里人担心。一直到老母亲90岁高龄时，与我提起这件事，大家仍然都觉得十分后怕。

2、超负荷的运转，磨练我的意志和体魄

1971年，我在副业连任粉房班长。我们粉房除了三个女生，还有两个男的，每天做豆腐粉条，供应全团各个连队的食堂。其中，岁数最大的是掌握漏粉技术的邵师傅，还有负责看磨做淀粉的张师傅。我们三个女生，主要负责挑水、泡粮、过浆（豆浆与粉浆）。后来也跟师傅学会了做豆腐和漏粉。我们按连里的任务，每天泡240斤粮食，主要是黄豆、豌豆、玉米，黄豆是用来做豆腐的，玉米和豌豆用来磨制淀粉，做粉条。一头小毛驴，从早上6点多拉磨、磨豆子，直到下午三四点才磨完。

因为我们粉房工作肩负的担子很重，张连长常去粉房视察。一次，他提出要增加粮食，每天泡360斤。我马上回绝说，不行，因为要完成这240斤粮的任务，三个女生每天都要挑76担水，才能把操作间那直径一米半左右的三口大缸装满。如果粮食增加到360斤，那我们就得挑110多担水，人可怎么受得了？就是小毛驴也拉不动磨了呀！

为这个事，连长几次在全连大会上点名，批评粉房不能按连里的要求做，并说出了“占着茅坑不拉屎”之类难听的话，我实在不能接受。因为我始终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，无论干什么活，从来不会偷懒。之所以这么做，也是为了维护不能过于超负荷劳动的人身权利，更是为女生们身体的特殊情况考虑。那时，我们整天手脚泡在凉水里，有几个女生身体已经出现了毛病，所以我就硬扛到底。那次由于真生气，动了肝火，结果大病一场。

艰苦的工作磨练了我的意志，也锻炼了我的体魄。由于每天都要用扁担从井里打水，直接提出井口，又由于漏粉时要把十几斤重的湿淀粉放在大瓢里，绑在右手的手腕上，再用左手一下一下地砸右手腕，湿淀粉通过瓢上固定的孔， 一条条落在开水锅里，直到淀粉全部流完，漏完一瓢大约要六七分钟以上，我因此臂力特大。男生们经常玩的拉力器，五条弹簧，我一拉就开，而且能连续拉好几下。有的男生不信，还专门拿着拉力器来找我确认。

3、我的恋爱与婚姻，苦中也有甜

我是66届高中毕业生，在兵团知青中，属于年龄最大的。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自然引人注目。可是，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，所以即使有人喜欢，人家也不敢和我谈恋爱。但是，就有一个人不怕，主动找人介绍。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因为我，而给他招来了“大麻烦”，这个人就是我的老伴儿刘凤义。

原来，我们都是老一连的，相互都很了解。刘凤义虽然话不多，但也活泼好闹。我在一连粉房工作时，他曾经上房用草把我们灶台的烟囱堵住，害得我们烧火时满屋里倒烟，一个劲儿的咳嗽。他也曾因为想找我，给他远在齐齐哈尔矿务局任党委书记的姐夫写信，问他想与我谈对象行不行。姐夫回信说，只要本人好，没问题。刘凤义大概那时就下了决心。但后来发生的事，真是始料不及。我们的婚姻，应该说是从谈恋爱起，也成为全团尽人皆知的事。

刘凤义是“老兵”（知青给来自部队的复员兵的称谓），很自然要提干的。由于政审时，了解到他在和我谈恋爱，报到师里就没有批。可是，刘凤义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表示不想提干了。这下惹怒了师里的主管干部，给他扣上了“要老婆不要革命”的帽子，把他当作反面典型进行批判。

那时，我刚从副业连调到学校不久，正在包头四中进修。临去包头之前，我已经听说了关于他提干因我受阻的事，所以，我让学校老师不要把我在包头的地址告诉他。在包头进修中，我利用一个晚上，用小作文纸写了四页自己的看法给团政治处，一是认为不应该唯出身论（当时称“血统论”）；二是明确表示，我绝不会影响刘凤义的进步，宁可不与他谈恋爱，也支持他提干。于是，我们之间的恋爱，刚刚开始就这么结束了。我记得信里还写下过这么一句话：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但是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刘凤义被人一整，反而是“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”，认准了“非秦维洁不找”，宁肯不提干了。

学校里一位叫王瑞芳的老师调离学校，路过包头，特意去找我，说：“你也太狠心了，不跟人家刘凤义联系，他为了你都放弃提干了，常来学校打听你的消息呢！你快跟他联系吧！” 我仍然不动心，在包头学习了四个月，一封信都没有给他写过。直到学习结束，返回十五团，他听说了，才来学校找到我。我看他的精神头完全不像原来的样子，人简直像是被霜打了。我的心突然软了下来，想到我们俩的未来，说不清是苦涩还是甘甜。

按说，本人不愿提干也就算了，可不知是谁的主意，要把刘凤义调到后山煤矿去，并且调我到那里的学校当老师。我得知消息后，非常气愤。因为知道小煤矿条件极差，学校也没有几个学生，我在包头进修时学习的，都是高中化学课程里的知识，在煤矿小学校上课，能讲给谁听呢？这样的进修还有什么作用呢？分明是有人想要整我们，故意把我俩分开。

我就对刘凤义讲：“如果你顶不住，同意去了，咱俩的事情就吹台！真是没有见过这么整人的！” 刘凤义也看出，我会因为调动去煤矿的事和他吹了，就硬着头皮，顶住了压力，没有去煤矿。这都是为了我呀，刘凤义可真是个太老实的人！这事儿也是他年轻时经历过的一次最大的打击。那时，他还是十连的排长，十连原来的谭连长要调三连任连长了，他跟团里说，把刘凤义给我吧！。后来听说，在团干部会上提出要刘凤义的，还有副业连的张连长。可见，刘凤义的踏实肯干和能力，那是有目共睹的。

在刘凤义提干的问题上，团里一直有不同意见。一些对此事不满的干部，无论见到他，还是见到我，都会说一些同情的话。记得有一次家访，我去了当时十五团曹兰琦团长的家，他的两个大孩子我都教过。曹团长对我说：“小秦，别管他们说什么，你们俩抓紧领结婚证，把事办了吧”！就在我俩要回北京旅行结婚，在五原火车站，遇到团里的三个现役军人干部，记得其中一个是保卫科的杜干事，他们几个不约而同的对我俩说，别的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吧，你们自己该干啥就干啥！现在回想起那些曾经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人，心里还是暖暖的。

4，宁折不弯的性格，在压力下很无奈

我从年轻时起，就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，不愿屈服于各种压力，有宁折不弯的性格，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我曾两次屈服于政治压力，违心做了原本不想做的事情。

调到学校后的第一个春节，机关开联欢会，让各个单位出节目。学校准备出一个大合唱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，讨论由谁来领唱，大家议论纷纷，有人提议：小秦，你来吧！我连忙说：不行不行，我唱不了！这时候，我自然就想起了文革初期，我曾暗暗发誓“公开场合绝不再唱歌”的事。也不知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怎么就认为我能领唱，一致推举我。我仍然坚持说“我不行”！

散会后，与我同宿舍的几个女老师都劝我：“小秦，你就领唱吧，不然领导不高兴了，再给你上纲上线就麻烦了。” 我一听这话，是有点怕了。因为从文革开始后，极左的表现之一，就是上纲上线，甚至会无中生有，我只好默许了。那一次的机关联欢会上，学校老师的大合唱一炮打响，本来是件好事，却也给我招来了第二次面临政治压力的无奈与屈服。

1976年，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时，看了一出话剧，叫《园丁之歌》，主要是批判学习无用论的。华主席给这出戏以充分肯定，全国各大报纸全篇报道，并登载全部的剧情。当时，教育界就借此东风，恢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，并引导学生树立在校认真学习的良好风气。我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研究后，决定也要排演这部戏，由寇岩培老师改编成评剧，然后排练、演出。

此戏有四个人主演，一个男教师，一个女教师，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学生。演男教师的人很快就定下来了，由当时的教导主任马士义来扮演。可能是因为有上次领唱的经历，大家自然又推荐我来演女教师。我连想都没想，就表态说：不行！因为那时，我们的儿子刚出生还不到两个月，再加上我的婆婆是从东北农村跑来大西北为我们带孩子的，不能让婆婆看着我不顾哺乳期的儿子，演什么戏呀！出于这几个原因，我很坚决地表示不能承担。

我一推辞，当时的张守忠老校长眼睛一瞪，瓮声瓮气地发话了：“小秦，这回你演也得演，不演也得演！没得商量！” 到底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啊，说话就这么冲！对校长这种态度，我是很反感的，从不会逆来顺受的性格，又冒出来了！其实，实实在在的说，是因为每排练一次，就得好几个小时回不了家，孩子饿了要吃奶，怎么办？我仍是不肯答应。

晚上，和我要好的几个女老师又对我说：“小秦，你就别拧了，这样对你没好处呀”！我发热的脑瓜似乎清醒了，我这次拒绝的可是政治任务！在那个年代，个人的事儿再大也是小事，这也是考验我政治觉悟的时候。于是，我又一次违心地接受了。

我们的戏，在四位演员、编曲、伴奏的努力下获得成功。在团部首演后，受到团领导的充分肯定。有一个领导说：“真没想到，学校还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啊！”之后，团政治处就开始组织各连队到团部来观看。

戏是成功了，可我那两个月大的孩子就倒霉了。从排练到演出，经常三四个小时离不开，我如果回家给孩子喂奶，别人都得停下来等我。不能回家给孩子喂奶，孩子饿了，哭了，我的奶一津了就溢出来，弄得上衣、裤腰都湿了。每次排练完，演出完，我都是小跑着回家，赶紧给孩子喂奶。

记得有一次演出完，顾不得卸妆，跑回家，孩子看着我，都快要被吓哭了。我抱起他，他感觉到是妈妈的味道，才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但是毕竟奶津了几次都流掉了很多，没吃多一会儿就吮不出来了。孩子那么小，没吃饱，就还使劲的吸，我只觉得他吸的我心都在痛。

后来，我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师部要调演这出戏，安排我们到各个团去演出。我又提出孩子喂奶的事儿实在没法解决，领导商量再三，最后才决定让我把戏份交给了学校的王默芸老师。演戏的事儿，我总算解脱了！

5、拖儿带女回北京，满含对学生的怀念

大概从1974年起，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开始返城。团里人员动荡不安，离开兵团，走的人越来越多，而我虽然也是个知青，想要回北京简直是一种奢望，因为我已婚，配偶又不是知青，各种条件都不符合。那时知青的心理状况，用惶惶不可终日形容一点不过分！

1976年，是新中国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年。国家的三位伟人相继逝世，唐山大地震，打倒“四人帮”，都发生在那一年。国家动荡，人心浮动，我的第二个孩子就是在那年出生。也许与我怀着他时心情不稳定有关系，这孩子似乎天生就好动不安，为我以后抚养教育带来难度。我拿定主意，无论如何要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北京。因为留在团里的话，凡是有点关系门路的，孩子们长大了，可以开车、到机关、到医院工作，而我什么关系也没有，如果他们不能靠学习好，考上大学去找工作，那就只有去种地当农民了。

在回城条件逐渐放宽后，我终于带着两个孩子，办理病退，回了北京，只能把刘凤义一个人留在内蒙。我事先再三跟他商量好的：“一切为了孩子，我们大人牺牲自己也是值得的。以后我们再一起想办法，把你也调回北京。”  

1979年4月，我和俩孩子的户口正式落在北京。我大概是团里北京知青中最后回到北京的。在我准备要走的时候，团部政治处的李主任找我谈话，说回北京的知青都找不到工作，不如你先留下，帮助学生们复习功课，准备中考。我考虑到学生们的需要，也就同意了。所以，一直等到1979年7月，我才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十五团，回到北京。后来刘凤义给我写信说，学校里的好几个学生，考上了五原县和其他地方的高中或中专，团部政治处奖励我，特意给我发了暖水瓶等，以示感谢。

 知道我的一些学生们考出去了，个个这么有出息，心里真的很欣慰。想起来，在将近八年的兵团教师工作中，我曾往返北京内蒙，采购化学课所需用的教学器材，还有做实验用的各种化学原料、试剂、玻璃器皿，建起了学校过去从未有过的实验室(其实也就是一间很小的屋子）。我所教的化学课程，让那里的孩子们看到了一个新的领域,从此也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。这也是我们知识青年在兵团作出的贡献吧！

记得有了孩子后，在学校里我改教数学课。对于学生们不好掌握的一些知识，我经常把学生请到家里，无偿地给他们补课。有一个我曾经给他单独辅导过的学生(程志华 )，长大后当了分场的场长。他到北京来出差，特意找到我家看望我，还给我带了内蒙古的土特产。他说，还记得我教他们那时常穿的那身衣服的颜色，真的使我很感动。兵团的孩子们，在知青老师的教育传授下，在掌握知识，锻炼体魄，做人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。后来，老师们全走了，孩子们望着知青远去的背影，默默地在心里刻下印痕。他们在知青身上看到了另一个世界，萌起了希望：“将来要像他们一样”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现在那里的孩子们，有许多在各个领域很有成就的，有的当了校长，有的成为教授，有的当了长（场）长、书记，还有的当了医生。他们始终不忘知青对他们的影响，来北京举行了大型小型的聚会，感恩现已步入老年的知青老师们。

能回到北京固然是好事，但知青返城，面临新的挑战和危机，很多人处于困难境地。尤其是我，所面临的困难恐怕更多一些，因为毕竟年龄大，又自己带两个孩子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回京以后的经历，真感觉我这个文革中未曾倒下的伤兵，几乎要再次倒下了。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摆在我面前，真的无法回避，我这个年龄不应承受的命运，让我一一去承受。到我性格中的无畏、进取，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的倔强，让我始终坚持着。回顾自己走过的路，我认为自己也算是一个勇敢的人、是一个耐劳的人。勇敢的人，可以借助痛苦的力量认识自我，强化自我，并在与痛苦的搏斗中，成为征服痛苦的胜利者。耐劳是苦涩的、艰辛的，能够耐劳，就能摆脱一切厄运，战胜一切困难；能够耐劳，也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6，回京生活的艰难，让我不敢再作大学梦

1979年回京后，养家糊口是我唯一的任务！可是，我那一生好强的大姐，满心希望我能够参加自学高考，还买了一大摞的书，硬塞给我。但我思来想去，每天又要上班，又要照顾两个孩子，真没有时间和精力看书学习了，我没有接受她的建议。这件事，始终是我的一个痛：由于自己还是缺乏更强的毅力和决心，放弃了自学高考的机会，彻底破碎了我的大学梦。我知道，这事可能一直使大姐对我很不满意。因为姐姐就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个人自强不息，努力奋斗，成为全国农业塑料薄膜专家。现在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，还在往返全国各地考察，进行技术指导，也常常出国，进行技术交流。

在没有正式工作之前，我蹲在西单十字路口，卖过大碗茶，卖一天，仅有一元的收入。后来经人介绍，到北京塑料铅笔盒厂做过临时工。刚开始是负责包装成品铅笔盒。记得包装时，牛皮纸很锋利，常把我的手剌出许多口子。别人劝我慢着点儿，可是我不能慢啊！因为是计件工，只为多挣点儿钱，也要快一点儿才行啊。后来上了热合机工种，把带各种图案的塑料皮，通过热合机，高温压成铅笔盒形状，再把边缘废料撕下去。

由于缺乏经验，更是因为不愿意浪费那3分钱一张的塑料皮。有一次，因皮的左上角折回去了，如果直接压下去，这个塑料皮儿就报废了。我用左手从热合机底下去把窝着的皮子打开，却忽略了3000度高温的热合机模。我的中指底部一下触碰到热合机，皮肉瞬间就被烧掉了。当时机器冒了一股烟，车间里弥漫着肉烧焦的味道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喊叫：“是谁呀，赶紧上医院！” 开始，我吓得也不感觉疼，直到同事把我送到医院包扎，我才感到手那里一跳一跳的疼，中指底部已经被烧的露出了骨头。我的皮肤一直不好，只要破一点儿，都要好长时间才能愈合。这回真是糟糕极了，三四个月才长好。当时正值夏季，我自己不能洗澡，在厂里都是要好的姐妹帮我洗。回到家，也不能给孩子们洗澡、洗衣服，都是由60多岁的老母亲帮忙。直到现在，我的左手中指还留着明显的疤痕。

那时候，人们常说“一分钱难倒英雄汉”，真是不假。在那个困难年代，我深尝了手里没钱的苦涩。因为我和两个孩子，每天的生活费就是一元钱，绝不敢乱花一分。有一次，带儿子到西单买东西。四岁的他看到商店柜台上的一个小汽车，标价是5元钱。他特别喜欢，非要我买，我没有答应，因为5元钱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5天的生活费啊！他在大街上大声地哭，蹲在地上不走，引得不少人看。我强抱起他走，孩子不懂事，仍在任性的哭，当时我那酸楚的泪水也在不停的流，其实我也很心疼孩子啊，男孩子，谁不喜欢汽车玩具呢。还有一次，六岁的女儿发烧了，没到发工资的日子，我兜里一分钱都没有。赶紧找人借了5块钱，到北京儿童医院看病。那时看病是很便宜的，只花了4元多。等到月底发了工资，我才把借的钱还上。

1981年，近30岁的弟弟要结婚了。由于我带着俩孩子占了一间房，弟弟结婚没有房子啊！我深知我拖儿带女回京，就给家里带来许多的麻烦和负担，我应该想办法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。那时我已到西城区百货公司幼儿园工作，于是，每天下了班不回家直奔房管所，申诉自己的困难。恳请他们帮助解决住房问题。在房管所，我不知流了多少泪，那真是伤心的泪，无助的泪，希望得到别人同情的泪。我的困境，我的真诚，终于打动了房管所人的心，决定批给我一些料，由自己盖一间房子。并明确：房子的产权仍是属于房管所的。我真是感激涕零，马上把刘凤义从内蒙古叫回来，开始自己动手盖房子。

房管所批给了檩和椽子，一些沙子、白灰和少量的红砖，告诉我说，材料不够，要靠自己去想办法。刘凤义是农民出身，泥瓦活儿他全会，但木工没有干过。不过，他是个聪明人，手巧，看着屋里原来的门窗，他第一次照猫画虎的自己做了门和窗。当时正值七八月份，北京炎热无比，刘凤义一人做大工，弟弟和从单位找来的几个男同事做小工。挂线、砌砖、上檩子椽子都是他指挥。砖不够用，都是等晚上我下班后，和他一起到拆房子的地方，从土堆里扒砖，再用小车一车车的拉回院子，经常干到夜里12点多钟。北京那时是没有污染的，夏日的阳光，火辣辣的，刘凤义的身上都被晒爆了皮。当年盖房子时所受的苦和累，可想而知了。弟弟和他单位的同事起了很大的作用，真是好朋友帮忙不惜力，我盖房子也把他们累苦了。直到现在，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，他们都是我的恩人。尤其我的弟弟，在我生活最困难的时候，每月总要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，拿出二十元资助我们。现在我也经常和我的孩子们提起这些事。

回忆这一生，虽有奋斗后成功的喜悦，但更多的是辛酸的记忆，其实也是终生的遗憾。1976年7月份从兵团学校考进内蒙古大学的夏潜老师，专程从呼和浩特来到我家劝我，说我应该争取最后放宽年龄的高考机会，再拼一下。那时，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儿子才出生一个多月。夏老师认为我是看破红尘、放弃了自己的理想，觉得太可惜了。因为我的学习好，文化知识基础很扎实，在学校一些老师准备参加高考时，我经常帮他们复习高中的课程。夏老师认为我不了解当时的形势，说现在不像你想象的了，你要考一定会被录取的。夏潜是老高三的学生，学习非常好，但第一次高考，竟没被录取。那时还有极左思想的影响，也是因为家庭出身。第二次考试，团部政治处写了推荐信，只有几个字：有用之才，人才可取。这样才被录取的。夏潜说，出身也不受影响了。我相信他说的话，但现实使我无法下决心。因为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，我怎么能走呢？那时可能没有像现在，有的学生能带着生病的妈妈上学？

而且按我的年龄，那时也只能考师范类院校。我想，即使考上了，学出来还是当老师。我当时已经是国家正式编制的教师了。我已没有了年轻时的锐气和进取心，我退缩了。夏老师很失望地走了。随后给我发来一封长信，是6页小学生小作文纸写的，他说，为我可惜，为我悲哀。说我在政治环境的压力下过早的找到了避风港，安于小家庭，生活没有了过去的棱角和锐气。还说，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，如果他们长大了有出息，上大学，对你会是个安慰，但如果不能如你所愿，那时你会伤心一辈子，后悔一辈子。我看着信，眼泪浸湿了衣衫。当时孩子还那么小，我能跟谁诉说自己的苦衷呢？我把这封信收藏起来，带回了北京，想等孩子们大了，给他们看看。虽然我从此再不敢做什么上大学的梦了。

7，家人在京团聚，考验了我们的婚姻

兵团的知青，病、困退回城，由于条件的限制，致使一些已婚知青不得不办理假离婚手续。又由于回城以后的各种困境，以及父母亲属的不同观念等原因，使一些假离婚的，最后变成了真的。特别是知青的配偶，若是家在农村的复员老兵，家庭都不愿接受，这类消息也传到了兵团。记得在我带孩子离开兵团的前一天晚上，家里来了许多附近的学生和家属为我送行，自然有不少人也担心，我回北京后会不会把刘凤义给甩了。当时的法庭庭长王文山说，“你们大家尽管放心，秦维洁和刘凤义的婚姻是经过大风大浪过来的，即便再多的夫妻散了，他们也绝不会散的。” 我们的婚姻的确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。

在我心中，中国老的传统观念也影响着我，那就是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”。尽管我俩在文化追求、兴趣爱好各方面有较大的差异，我们的婚姻生活中也常有磕磕碰碰的事，但是，就这样不离不弃、相依为命的走过了45年。从1979年7月我离开内蒙古，到1987年8月，他先是由内蒙古调秦皇岛，后又调回北京。我们夫妻两地生活整整八年。这八年里，我一个人带俩孩子，又要养家糊口，又要教育引导，所经历的艰辛，可真是一言难尽。所以，当别人跟我聊到，这八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时候，我常用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里小常宝的一句台词说：唉，八年了，别提它了。

当年，刘凤义因我而提干不成，这件事本来就算过去了。他没想到，我走后的第二年，农场（当时兵团已改制为农场）领导又要给他提干。他写信告诉我，我着急的只能给他发电报，告诉他，千万不要提干，否则以后想回北京就更不好调动了！但为时已晚，任命已经下来了，后来搞调动，特别是再从秦皇岛往北京调，就印证了我的话，因为干部调北京比职工调动更困难。

1986年，通过亲属和我的共同努力，刘凤义以科级干部身份，从内蒙古调到秦皇岛，不过在那里只工作了一年多。当时我被公司劳资抽调，在筹备西单万里鞋店哺乳宝。科里领导对我的工作能力及为人处事很赞赏。在与我交谈中，了解到我的家庭困难，非常同情，连公司人事科的领导都表示，有机会一定帮我把爱人调回北京。不过人事科长说，调动机会真的很少，难度是挺大的。一天，劳资科长问我，有一个职工对调的机会，你要不要？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要！” 那就意味着刘凤义的身份，得由干部转为普通职工。我很快就写好了申请材料。在这一点上，刘凤义与我是达成共识的：为了全家的团聚，必须要付出这样的代价！我从心底感谢他对我们这个家庭的重视。

1987年7月，我带俩孩子去秦皇岛，办理刘凤义的退干和调北京的手续。为了他从内蒙古到秦皇岛，我去过那里不下五次，这回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吧。秦皇岛人事局离他们单位不远，我们借了辆自行车，两个孩子委托朋友照看着。快到了，正推着车走，路过一个卖冰棍的小贩车，车旁放了一个铸铁的长方形高凳。一个男孩子跑过来，一下把高凳撞倒了，正好砸在我的右脚上。我虽然感觉到一阵的剧痛，却还在继续往前走。不一会儿，感觉脚底湿了，低头一看，袜子前半截儿都被血染红了。连忙脱下袜子看，脚趾的中趾趾甲已经歪了，好像快要掉了，我赶紧坐到自行车后座上，直接奔医院。医生在冲洗包扎时说，趾甲还没有完全掉下来，估计还能长好。于是，脚上包了厚厚的纱布，我们仍去了趟人事局。因为按我的性格，一天也不能耽误了。

人事局听完我们要退干，很惊讶说，有史以来没有办过这样的事，得请示省上级部门。于是，当着我们的面给石家庄打电话请示，对方回答：问清原因，写书面个人申请，明确自愿，永不反悔。秦皇岛人事局的人对我们说，考虑好了，签字画押可就真的退干了。我说是真的，不会反悔。你看我这脚，伤成这样还来办退，肯定不会找你们麻烦的。这样，刘凤义退干调北京，仅这一次就办成了。我终于舒了口气！我的右脚中指，现在还是跟左脚的不一样，由于骨头变形，长的长点儿，脚趾甲也是歪的。那是后兵团生活给我留下了又一个印记。

别人都说刘凤义挺有眼光的，娶了秦维洁，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福分。我也很同意这个说法。尽管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，为了我多次受到沉重的打击，后来又跟着我经历了很多的磨难，但最终的结局是好的。特别是当兵团战友几十年后再聚会时，我深有感触。因为不少当年的老兵，由于生活的艰辛，已经老得不成样子。仅一连三连等几个很熟悉的连队，甚至就有十来个老兵已经早早地过世了。大家公认，刘凤义是他们所认识的老兵里变化最不大的。甚至有战友说，刘凤义比原来还精神了好多，不能不说安定和谐的家庭、生活质量的提高，是会给人的容颜留下印记的。所以我常对他说，好好珍惜吧，我们这样的生活真的来之不易！

8、孩子们的成功，给了我很大的安慰

想当年，我的确把自己上大学的梦想，寄托在了两个孩子的身上。所以，无论生活多么艰苦，日子多么难熬，我始终要求孩子们好好学习，一定要考上大学。还好，我们的两个孩子都没有让我失望。

那时，我们四口人住的是一间单位分的 9.6 平米的小屋子。屋里一张双人床，一个沙发，晚上要把沙发打开，当床用。一个两屉的桌子，儿子和父母同睡一张床，一直到16岁。每到夏季，屋里热得像蒸笼一样，刘凤义为了让屋里热气能排出去，就在屋顶上开了一个小天窗，热气往上走，感觉就能稍微好一些，可是下大雨就麻烦了，得赶紧上去遮盖窗户。女儿童童高考前在屋里复习功课，仍然是热得难受，只好每天晚上就拿着书本，到马路边路灯下去看书。来来往往的汽车，不但没有干扰到她，还带来了一些些凉风。大杂院里的一个阿姨曾说，童童要是上不了大学，那老天爷真是不开眼了。

的确，女儿就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考上了大学，这也是她从上学以来，第一次正式参加升学考试。因为她小学毕业成绩非常优秀，是被保送到了区的重点学校13中；初中毕业以后，又保送在本校上高中。读完了高中就毫无悬念地考上大学，学习计算机专业，五年后又被保送去读研。研究生刚毕业，就被当时百里挑一的美国贝尔实验室录用。我们的儿子让我操心比较多，小时候也没少挨打。这与我要求过于严格、缺乏耐心有关。现在人老了，我常常反思自己不恰当的教育方式方法，反而扼杀了孩子活泼好动的天性，使他产生逆反心理，常常做出与自己的初衷背道而驰的行为。

记得1984年，儿子上小学三年级，他姐姐读五年级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因妇科病肚子疼得满床打滚，恰好这时家里的电灯泡坏了，屋里漆黑一团，把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。因为惊动了邻舍，他们帮我给单位打电话，单位来了同事，帮助换了灯泡，并把我送到医院。在一次我去学校参加完儿子的家长会后，班主任王老师对我讲，你儿子刘凯特别懂事，而且心很重。有一天上课，我发现他眼睛一直看着窗外走了神儿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我妈妈病了，住院了，可是我爸在外地还没有回来，我很不放心她。话没说完，就伤心地哭了起来。我看到王老师讲到这儿的时候，眼睛也红了，声音还有点儿哽咽，我更是忍不住地落泪。我知道，老师说的，就是我发病的那个晚上，家里灯泡坏、爸爸又不在北京。这件事，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无助和悲伤的印记。儿子小凯虽然淘气好动，但也很要强，是个聪明的孩子。小学毕业的时候，班里只有不到十个同学是按分数分配到了159中学，其余绝大部分同学都是所谓的“大拨轰”，到离家最近的中学就读，而他是极少数中的一个。初中毕业后，他又考入了仅次于区重点学校的156中学，这就为他以后考大学奠定了好的基础，高中毕业以后，也顺理成章地考上大学。后来在工作岗位上也非常出色，领导都很信任他。

两个孩子，由于从小就跟随父母，饱尝了生活的艰辛，不仅独立生活能力很强，而且深深的理解父母为他们所有的付出。所以，两个孩子都非常孝顺。这也是我中老年后，精神和生活上最大的欣慰！他们姐弟俩从小就懂得体会父母的不易，对待父母，更是百般的孝敬。别看小凯是个男孩子，却粗中有细，跟姐姐两个人一拍即合，总是不声不响的为我们更换家里的电器、家具，甚至最方便适用的厨具，他都能想到。也许是妈妈从小给他们树立了榜样，他们都算是生活和工作的强者。

夏老师写给我的那封信，女儿在高中的时候就给她看了，但由于后来搬家，那封信不慎丢失，儿子没有看到，我感到很遗憾。我一生个性鲜明，认真执着。回北京以后的正式工作，始终在西城区百货公司，但在不同单位。在幼儿园工作时，1984年就提为保教主任，1987年又提为副园长，独立负责公司第二幼儿园的全面工作；1990年调入公司组织部。1993年任党委办公室主任。1996年被区委破格提为副处级干部。当时已明确，要提拔年轻干部，我那时已经是49岁，任地安门商场的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。无论在哪个单位的哪个岗位上，我都是领导的得力助手，也是群众的带头人。

我一直认为，人的价值是由自己决定的，无论在什么岗位上，我都要求自己谦虚谨慎，不张扬，向身边一切人的优点学习。不断检讨自己，完善自己，竭尽全力把工作做好。所以在各个岗位上，都受到了领导的肯定，群众的赞扬。在地安门商场负责企业党建具体工作，抓干部管理和纪律检查工作，多次受到区委组织部和区纪委的肯定。许多年以来，由于我经常处于压抑、紧张、奔波、劳碌、疲惫的状态，所以身体这部机器过早地老化。1996年，在单位给领导班子成员体检时，用日本的一种检测手段，一人剪了一绺头发，结论中就明确说：过度紧张，心脏异常，脑血管硬化。后来连续多年的体检，都是不正常的心电图。本来应是55岁退休的我，由于心脏经常不舒服，不得不决定提前退休。53岁那年，我就办理了退休手续。

现在步入老年的我，身体大不如以前，冠心病、糖尿病已陪伴我多年。由于心脏病，吃了一种中成药，过敏得了药疹，危及生命，在北京协和医院使用了激素，彻底的摧毁了我的胰腺分泌胰岛素的功能，成了一型糖尿病患者。一天要注射四次胰岛素，现在我已经习惯、熟练了。身体处于这种状况，曾多次发生严重的低血糖，使我的大脑退化很快，再也不像人们印象中认为的那么聪明机敏，而是变得越来越迟钝，僵化。也许老年痴呆会很早就找上我，这个我有心理准备。

我这一生，风暴式的多变的环境，使我学会思考，认知了事物；生活的艰辛和磨难，使我学会承受，变得坚强；不断变化的人和事，使我学会辨别是非，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。

我想，我没有虚度这一生吧！

 作者近影

2018年4月完稿

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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